Rea Star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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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剩什么留给我们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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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能如今在午饭前就能画出一千个版本。留给人的工作是选出一个并为它负责,这比做出来更难。

一座巨大的空厂房,日光从高窗洒下

1930年,世界经济在他周围崩塌,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写了一篇文章,题为《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》。他预言,一百年内,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会提高到原来的四到八倍,每班三小时、每周十五小时的工作就够了。工时他说错了,后面那部分他说对了。经济问题一旦解决,人类就要面对“真正的、永恒的问题”,也就是怎样使用这份自由。

关于人工智能和工作的讨论,还没追上他。它卡在了就业和收入上,卡在谁丢了薪水、谁来买单上。这些是真问题,国家以前也处理过。更难的问题是,当制造几乎不花钱,工作是为了什么。我认为,工作的意义正从制造转向选择,品味成了最后一种稀缺技能。

说不

我是学设计出身,为Sony、LG、Panasonic、Samsung和Canon做过产品。人们以为这份工作就是画图,可画图学生一年就能学会,机器如今几秒钟就能画完。我的大多数工作日,花在决定哪张草图往下推、哪个功能被拒掉。

拒绝是更难的那一半。每一次拒绝都是一个判断:某样东西不该存在。做出判断的人,随后还得为它本该占据的那块空白辩护。成品上看不出这些,所以这份工作才那么容易被误当成画图。一台只有两个按钮的咖啡机,记录的是一场有人赢了的争论。

如今,制造像自来水一样随开随有。一个模型可以按要求做出一个标志、一份合同、一段电影配乐或一页能跑的代码,午饭前再给每样各出一千个变体。当什么都能张口就来,能力就不再是瓶颈。要紧的是这样东西到底该不该存在,以及一千个里哪一个是对的。一千个比三个更难办,在一整面墙的油漆色卡前站过的人都知道。

一排排几乎一模一样的白碗中,一只手搭在其中一只的碗沿上

人的用处

收入之争再紧迫,走到这里也就到头了。收入可以建模。每月一笔钱能付房租,却说不出一个人有什么用。凯恩斯料到会有麻烦。他写道,没有哪个国家能“毫无畏惧”地期待闲暇与富足的时代。

工作让人成为必需。为产出而被需要,这件事正在一个行业接一个行业地结束,任何转移支付都替代不了它。剩下的是判断。总得有人说“就这个”,并署上自己的名字。一个模型可以给医院病房画出五十张平面图,却没法成为护士们追责的那个人。

这份工作比原来那份更沉。劳动可以用小时来计量,也可以用努力来开脱。选择却只有对错,而且归做出选择的人所有。设计师的老担子,说不,并为此负责,如今落到了其他所有人身上。

受审的品味

被当作品味的东西,有一部分机器已经学得会。Stable Diffusion最早的几个公开版本,部分训练图片是按美学评分挑出来的,而这个评分来自一个预测器,它是用人们给图片打的一到十分训练出来的。这样的分数是人们迄今喜欢的东西的平均值,用处和一份市场调查差不多。它告诉你什么会讨人喜欢,却说不出接下来该有什么,因为接下来的东西还没有评分。

打烊面包店的空货架上,只剩一个面包

问模型哪个版本最好,它会回答。再问一遍,它可能挑另一个,而无论挑哪个,它都没有任何损失。品味是一个附带代价的选择:产品上署着名字,模具里压着钱。

品味也不是某个阶层的特权。不肯卖隔夜面包的面包师有品味,把翘曲的木料退回去的木匠也有。他们是靠一次次做决定、再承受结果学会的。免费的生产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有了这个机会,因为在此之前,你得有一座工厂,才能知道自己的判断到底好不好。

制表业半个多世纪前就经历过这一切。1969年12月,Seiko在东京开售第一款石英腕表,从那天起,机械机芯就成了较差的计时方式。机械表活了下来,是作为一种纯粹的选择。我参与创立了日内瓦的制表商Collectif Noir,它用自己的机芯小批量制作机械表。石英表依然更准,而我们依然在造另一种。

Rea Stark是苏黎世的工业设计师和创业者。他为Sony和Nespresso做过设计,联合创立了Piëch Automotive和Archaí Physics,研究机器如何感知和操作物理世界。

本文图片由人工智能生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