层级不是敌人
迈尔斯·戴维斯带来草稿,挑选乐手。小团队里清晰的层级定下了谁来拍板,其他人就能放手干活。

迈尔斯·戴维斯带着乐队走进纽约东30街一座从前的教堂,事先几乎没有排练。据撰写唱片内页说明的钢琴手比尔·埃文斯说,戴维斯只在几小时前才构思好这些曲子,带来的是一些草稿:几个音阶,几行旋律。第一首《So What》建立在两个音阶上,约翰·柯尔特兰在上面随心所欲。1959年3月2日的这次录音,加上4月的第二次,诞生了《Kind of Blue》,这张唱片后来在美国获得五白金认证。
那个房间里没人琢磨谁说了算。乐手是戴维斯挑的,草稿是他带来的,在那寥寥几行之内,每个人想怎么演就怎么演。我认为团队就该这么带。一个人做决定,所有人都知道是谁,其余的人各管各的工作,不必请示。时髦的另一种做法是扁平组织,没人负责,什么都要开会。它交付的是一套隐藏的层级和没完没了的流程。
没人说了算
扁平组织被当作治坏老板的良药来推销。理论是这样的:拿掉老板,人就自由了。实际发生的情况,美国女性主义者、政治学家乔·弗里曼1970年在一场演讲里描述过。演讲讲的是妇女运动中那些没有领导者的团体,后来以《无结构的暴政》为题发表。她的结论是,“根本不存在没有结构的团体”。权力还在原处,只是移出了视线,而且“决策规则只有少数人知道”。
商界后来重复了这个实验。2012年,美国游戏公司Valve的员工手册公之于众,宣称公司没有管理层,谁也不需要“向谁汇报”。一年后,被Valve解雇的硬件开发者Jeri Ellsworth在一次播客访谈中讲了她的说法。据她说,那里有“一层隐藏的、强大的管理结构”,整个地方“很像高中”。这只是一位前员工的说法,却正是弗里曼会预言的情形。
扁平公司照样有层级,只是不肯把它印出来。因为谁都无权决定,所以一切都得达成一致,这就需要开会,然后再开第二次会,确认第一次会达成了什么。在这种环境里如鱼得水的,是喜欢开会的人。他们很少是干活的人。

小团队,短线路
两种规模我都从内部见识过。作为工业设计师,我为全球最大的几家制造商工作过,其中有Sony和Samsung。作为创业者,我刻意只做小公司。
小团队取胜,有一个算术上的原因。弗雷德·布鲁克斯1975年在《人月神话》里讲过。n个人的群体中,沟通线路有n(n-1)/2条,所以五个人之间有十条,五十个人之间有1225条。
每一条线路,都是消息迟到或走样的机会。于是大组织雇人传递消息,再制定流程去检查传话的人。知情的人应该直接和做决定的人说话,中间没人去修饰。小团队隔着一张桌子就能做到,所以小团队已经交货了,大组织还在订会议室。
官僚体系,是一个组织不再信任自己的人之后搭起来的东西。每一张表格、每一道审批,都记着某个旧错误,通常是一个人犯的,如今却记在所有人的账上。那些从来不需要这条规矩的人,每天用时间和耐心为它买单,而他们是最先离开的。

领导者该给什么
人们想要责任,也想要自由决定如何承担责任,还希望自己的工作被看重。清晰的层级能提供这些,因为它解决了那个否则会吞掉一整天的问题:谁来决定。领导者说清楚活儿是什么、为什么要紧,然后就让开。公司不肯放权时,就发福利,而人们看得出来。
清晰的层级会招来滥权。凡是包含权力的安排都会,而扁平的那种还把滥权者藏了起来。一个有名有姓的老板,可以被公开反驳,也可以被撤换,可对一个官方上并不存在的小圈子,谁也做不到这些。
一个为自己而不是为工作服务的老板,已经放弃了发号施令的资格,在一个十二人的团队里,人人都看得见。弗里曼自己开的药方是更多的结构。她主张通过民主方式,把特定的权力授予特定的人,并让这些人对选出他们的团体负责。
Rea Stark是苏黎世的工业设计师和创业者。他为Sony和Nespresso做过设计,联合创立了Piëch Automotive和Archaí Physics,研究机器如何感知和操作物理世界。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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